经过连番讨论，未达成共识，于是帝令群臣详论二教，定其先后、浅深、同异。

至于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独也句，《郑注》《孔疏》分别如下： 慎独者，慎其闲居之所为。人为修道的自觉性或责任感却又因此隐而不彰。

以及殷国光：《所字结构的转指对象与动词配价——〈庄子〉所字结构的考察》，载《语言研究》2006年第3期。首章第三段之所以会说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，正是因为中立心态乃是生存者体察性之发见(内在指引)所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。(15)对这种道统论诠释学的批判，可参考邹晓东：《〈大学〉、〈中庸〉研究：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》，载《社会科学》2013年第7期。实际上，《孔疏》非但以教定道，更有以教定性，乃至以教义界定天命的倾向： 天命之谓性者，天本无体，亦无言语之命，但人感自然而生，有贤愚吉凶，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，故云天命。学者知之，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虽然在形式上比较尊重性→道→教秩序，但实际上却重蹈了《礼记正义》以教蔽性的覆辙。(17)结合金景芳先生的论述，以及本节上述分析：我们认为，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，实际上就是中立心态(18)。唯圣人而后可与权，则下此者不得与矣

这里的宜不同于抽象的原则，而表现为礼义行为的适当性。进入专题： 传统文化 。庖丁解牛的特点在于已由技提升到道。肯定对象存在于关系之中，意味着肯定对象的多方面性：任何一种关系都涉及对象的不同属性。

注重对类的把握，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。基于关系所涉及的不同方面把握事物，同时表现为从整体角度考察对象。

认知与评价的交融 狭义上的认知首先关乎事实，并以求其真为指向。在此意义上，明宜与合宜的过程，同时表现为内与外的互动。以道观之 认知与评价的互融既从认知的内容、旨趣等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对认知的理解，也从能知之维展现了以人观之的向度。而从道的视域出发把握事物，则被理解为以道观之。

在中国文化看来，推论应当建立在类的基础上，所谓同类相推，异类不比，也侧重于这一点：对象唯有在类的层面具有相同、相通或相似的规定，才能进行推论。认知过程的这一趋向赋予认识过程以现实的关切和实践的向度，使之与思辨性、抽象性保持了某种距离。然而，在中国文化中，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往往彼此交错。这种数学的著述，无疑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认知过程的现实关切与实践向度。

技与道作为考察事物的不同视角，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？庄子曾以庖丁解牛作为事例，对此作了形象的说明。与能知相关的是所知，就认知所指向的对象而言，中国文化同时又表现出以道观之的趋向，后者具体地渗入于注重存在的关联性、整体性以及变动性、过程性等认知取向。

从认知层面看，对类的关注具体表现为重视察类。以中医治疗活动而言，治病需要参照药方，然而，药方所涉及的是普遍治疗方案，并未反映每一个体的特定状况，这样，药方的运用总是有其限定。

事实上，以明其类为认知的取向，以类的相通、相同、相近为推论的依据，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使中国文化呈现以上二重特点。以人观之既体现为以人的需要为认知的出发点，也意味着以实现人的价值目标为认知的指向。同样，在更广的对象领域，事物之间也彼此联系，所谓万物一体，便可以视为对事物之间普遍关联的肯定。在整体中，事物的不同规定呈现统一的形态。以类观之则既引向类同，也趋向于类似。另一方面又把牛作为一个完整整体来看待，而不是分别地执着或牵涉于牛之中互不相关的某一个部分，在此意义上，又目有全牛。

对普遍涵盖众人之状的药方作个性化处理。考察类，侧重点首先在于从类的角度把握事物的不同性质。

明其宜 以人观之通过认知与评价的交融，使认知过程不同于与人悬隔的抽象思辨。就对象与人的关系而言，它固然可能包含使人接受之处，也往往有让人拒斥的方面，就对象所涉及的时空关系而言，在空间上，有远近之异。

与人的相关性，意味着认知意义的判定无法与人相分。可以看到，是非之辩从认知的内容上，展现了认知与评价的统一。

与辩证思维相关的是更广意义上的逻辑思维形式，后者在中国文化中首先与以类观之的认知取向相联系。本然的对象不存在宜或不宜的问题，宜的内在意义是在人的知行过程中所呈现。病各有所宜，治病需要任其所宜。从五行之说，到《周易》卦象，类都成为关注的对象。

相对于关注蕴含于推论各项中的个别与一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，中国文化对类本身予以了更多的注重。以人观之体现了认知过程与人的相关性，以道观之和以类观之则以存在的现实形态为指向。

确实，就总体而言，中国文化对认知的理解，往往基于人自身存在过程的实践需要，以科学而言，即使是与具体的工程技术有所不同的数学，也每每引向实际的运用。评价向认知的渗入，首先使认知过程显现了以人观之的向度。

如果对中国文化作比较深入的反思，便不难注意到，即使其中的伦理生活过程，也处处渗入了某种认知的取向。然而，就其现实性而言，人的生活、实践过程无法离开认知过程，与之相联系的文化形态也难以悬置认知。

在中国文化中，二者构成了认知活动的相关方面。在社会领域中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现为不同形式的人伦关系，从亲子、兄弟、夫妇等家庭伦常，到君臣之间的政治纲常，从长幼之序，到朋友交往，人伦关系呈现于道德、政治、日常生活各个方面，而对人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，相应地需要从这些社会关系入手。从认知方式上加以分析，察类同时意味着以类为推论的依据。在实际运用中，需要根据个体之所宜。

就社会运行而言，依礼而行构成了其中重要方面，礼本身又基于理，后者与分辨、条理、秩序相联系，而如何由礼建立秩序，则关乎宜。在生活、实践的过程中，明其宜构成了中国文化认知取向的重要内容。

直到现在，明辨是非依然不仅涉及对事实的如实把握，而且以追求价值意义上的正当性为其题中之义。以道观之进一步趋向于整体和过程的视域。

宜既涉及行为的正当性，也关乎行为的有效性。以中国文化中的是非之辩而言，这里的是非既关乎认识论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，也涉及价值观意义上的正当与不正当。